單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證明材料沒有單位負責人及制作證明材料的人員簽名或者蓋章就無證明效力嗎？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一十五第一款關于“單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證明材料，應當由單位負責人及制作證明材料的人員簽名或者蓋章，并加蓋單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單位出具的證明材料，可以向單位及制作證明材料的人員進行調查核實。必要時，可以要求制作證明材料的人員出庭作證”的規定中，并無缺少制作證明材料人員簽名即無證明效力的明確表述。當事人對書證提出質疑的，亦可依據前款規定請求人民法院對制作證明材料的人員進行調查核實或出庭作證。
 

　　裁判意見

　　最高院認為：

　　（一）關于《情況說明》及證人證言的證明力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一十五第一款關于“單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證明材料，應當由單位負責人及制作證明材料的人員簽名或者蓋章，并加蓋單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單位出具的證明材料，可以向單位及制作證明材料的人員進行調查核實。必要時，可以要求制作證明材料的人員出庭作證”的規定中，并無缺少制作證明材料人員簽名即無證明效力的明確表述。當事人對書證提出質疑的，亦可依據前款規定請求人民法院對制作證明材料的人員進行調查核實或出庭作證。農發行新疆支行營業部出具《情況說明》，系依照民事程序法律的規定參與本案訴訟，并非試圖創設新的民事權利或承擔民事責任，故其是否具有法人資格、是否具有民事責任能力與其依法陳述所知曉案情并無關聯。農發行新疆分行營業部及其工作人員歐某與本案所涉糾紛有事實上的關聯，但并非《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八十七條第五項“審判人員對單一證據可以從下列方面進行審核認定：（五）證人或者提供證據的人與當事人有無利害關系”所指有可能影響證人或提供證據的人公正客觀參與訴訟的特定利害關系。海豐達公司僅以農發行新疆分行及其工作人員為受益者為由即認定其不能客觀地陳述案件事實缺乏事實根據。由于二審法院補充查明了與本案爭議有關的事實，與《情況說明》以及證人歐某所陳述內容可以相互印證，并非僅以前述書證及證人證言之孤證認定本案事實，故二審法院將《情況說明》以及證人歐某的證言作為定案依據之一符合法律規定。
 

　　（二）關于《付款委托》的認定問題。二審法院并未完全實質排除《付款委托》復印件的證明效力，仍以“即便該《付款委托》真實”的方式、以《付款委托》具有證據力為基礎進行了進一步的分析，從《付款委托》中提取了要求正圣公司、張齊海“將第一筆承包費2468萬元整付給農發行新疆分行、農發行巴州分行”的主要合同義務后，結合已經查明的案外交易及付款事實，再與《情況說明》進行對照，進而認定正圣公司、張齊海將首期承包費2468萬元匯入周東民賬戶后依序轉入振興公司賬戶、新疆建設兵團糧油儲備站賬戶后用于歸還貸款有事實根據。除此之外，二審法院還通過對美華公司繼續履行《承包經營合同》、在《終止協議》中有明確確認正圣公司、張齊海已依約支付包括爭議的2468萬元在內的3100萬元承包費的意思表示以及美華公司和海豐達公司長期未撤銷包含有確認正圣公司、張齊海已履行案涉付款義務意思表示的《終止協議》等事實的認定，亦可證明美華公司于案涉交易時實際認可正圣公司、張齊海的依約付款行為及其法律后果。故海豐達公司關于正圣公司、張齊海以借款名義向周東民付款行為不屬于履行《承包經營合同》約定支付承包費義務的主張因無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而不能成立。
 

　　（三）關于海豐達公司于另案陳述是否構成本案自認問題。海豐達公司于另案訴訟中以《法律意見書》的形式作出“正圣公司、張齊海與美華公司簽訂《承包經營合同》，并應農發行巴州分行、農發行新疆分行要求及美華公司出具的書面付款委托，由張齊海向農發行巴州分行賬戶支付承包費款項2468萬元”的陳述，二審法院將此陳述認定為系海豐達公司于該案的自認并無不當。由于正圣公司于一審時將《法律意見書》作為反駁證據予以提交，故原審法院將該證據予以認證并與本案其他證據和已查明的事實相對照后綜合得出正圣公司、張齊海已經履行付款義務的結論有充分的事實根據，亦不違反法律規定。深圳經濟糾紛律師事務所